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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殡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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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葬祖先,荫泽子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习俗。过去遇有丧事,民间普遍的做法是大操大办,要木棺土葬,要举行各种仪式,子女披麻戴孝,三跪九叩,还要宴请亲友等。有钱人家追求这为“大孝”,贫穷人家则不堪重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站在“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国情,大力提倡殡葬改革。他当年提出的许多思路和措施,如不急于求成,遵循自愿的原则;带头示范,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破旧立新,着眼于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善于听取意见,抓住问题的关键;等等,直到今天仍对殡葬风尚革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带头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他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的去世,举国悲恸,无论是对全党或对新中国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为此,党和国家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10月28日,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任弼时住处亲视遗体入殓,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执绋,扶灵柩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办完任弼时的丧事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讲,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酝酿,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应该带头实行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 

  1954年,当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时,很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秘书把一份折子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 

  倡议书中写道:“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倡议书还特别强调了自愿的原则:“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后,满意地点点头,连声说:“好,好。”随即拿起毛笔,写下了“毛泽东”3个大字,接着写上了当天的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之后,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136人先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各地推进火葬,都仿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各级干部、党员、团员率先垂范,开展签名留言、身后火葬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提倡以追悼会的形式为死者发丧送葬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的制约,民间的丧葬礼俗有一定简化和修改,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散布在田间地头的大量坟堆给土地连片整治、农田水利建设和拖拉机的使用带来很大困难。而且木棺厚葬、宴请亲友等花费较大,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造成沉重负担。群众对旧的丧葬礼俗普遍感到存在浪费、迷信、繁琐现象,但又苦于没有新的办法来代替,不敢违背传统风俗。这些情况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掌握,他认为这是推动殡葬风俗改革的一个时机,不仅带头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签名,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倡丧事节俭。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当然,他深知转变习俗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设想:“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同月,他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毛泽东所要求的“一切从简”,并非冷酷无情,也非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不尊重。他主张以追悼会的形式隆重而简朴地悼念死者,寄托哀思。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追悼张思德的集会上就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他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说过:“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开追悼会成为一种先进、文明、时尚的追思仪式。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以开追悼会的方式代替发丧送葬,表彰死者生前好的事迹和品德,供后人铭记和弘扬,用献花和花圈、行鞠躬礼来代替焚香烧纸和点烛、摆贡、叩头等,用戴黑纱、纸花来代替麻衣孝服。 

  农村也学习这种做法。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中有些干部、党员的丧葬以追悼会的形式进行。回忆死者生前的好处,并以大队、生产队的名义供献花圈,参加送葬。普通老百姓的丧葬仪式则只是保留了小范围的吊丧、停柩、入殓等主要环节,趋于简化。 

  支持平地深葬和移坟深葬     火葬是安置死者最为合理的办法,但是到1958年初,人们发现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大规模实行火葬,因为只有这些城市才有财力修建火葬场。在农村,因财力的限制,连修建公墓都成问题,还有过去存在的大量坟墓该如何处理,毛泽东也在思考妥善的解决办法。1月底的一天,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封信,读后感到豁然开朗。 

  黄炎培在信中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藏死人而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此文曾发表在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和一月十二日《新闻日报》,是一种公开建议性质。各报先后转载,人民来信有直接给我的,有送报纸发表的,纷纷表示赞成。我以为此时应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毛泽东当即写了批语,要秘书打电话给黄炎培,表示感谢,表示赞成这个意见。 

  黄炎培所说的“平地深葬”,就是把尸体深埋1.5米以上,面上没有坟堆,照常可以耕种。为了推行这个主张,黄炎培从自身做起,把自家历代祖坟,全部平地深葬,把地赠送给农村合作社。 

  2月29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提到“平地深葬”一事:“一个月前赐书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随着“大跃进”运动开始,各地开始大力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移坟深葬。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原有坟墓近11万座,在群众积极参加下,到1958年全部迁到山上。全县因此扩大耕地面积6000多亩。再以辽宁省为例,原有800多万座坟墓,到1958年迁移平埋近200万座。取出的遗骨,根据墓主的自愿,绝大部分就地平埋深葬,一小部分迁移到由群众共同选定的公墓地里。全省因此扩大耕地面积33万亩。 

  中央领导也是率先垂范。周恩来1958年6月29日致信淮安县委:“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家将周恩来祖父母、生母等7座土坟全部挖开深埋,平掉土包,将坟地还耕于民。 

  196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对改革旧丧葬习俗提出了具体要求:公墓要统一规划管理,尽可能设在荒山瘠地;墓穴面积应尽量缩小,一般不做坟墓工程,以增加穴数提高墓地利用率;对年久的旧坟,经过证明无主,可以平掉再利用;墓地尽可能种植林木果树。有的地方为节省土地,征得墓主同意后,实行平地深埋,或拾骨装坛等办法,可以提倡。另外,要禁止郊区社队出卖墓穴。 

  尽管当时移坟深葬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头的现象,如强迫命令、破坏古墓等,但由于各级领导带头示范、大力宣传动员,总体上得到群众认可,没有引起普遍的抵触。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移坟深葬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不可否认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仍是中国未来殡葬改革的方向。 

  身后事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在生死问题上,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因而对死无所畏惧。他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从不避讳这个话题。 

  1960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他还说:“我随时准备灭亡,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已准备好了……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1963年12月,毛泽东与护士吴旭君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毛泽东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吴旭君连连摇头说:“不能,万万不能,我不干。”毛泽东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毛泽东认为生老病死、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停止了呼吸。两小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紧急磋商了3个问题:主席的后事;主席遗体如何处理;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因为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所以最初决定只短期进行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但是“四人帮”在毛泽东遗体安置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 

  第二天,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的瞻仰厅。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谈到建毛主席纪念堂一事时,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毫无疑问,保留遗体供后人瞻仰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愿。作为国家领袖,他的身后事也只能服从政治大局。尽管毛泽东当初火葬的打算并未得到实现,但他开殡葬改革一代新风的历史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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