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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殡葬政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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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琛发

一、对政策概念的基本说明

马来西亚的殡葬政策,实际上是从英殖时代延续下来的政策,与国家殡葬政策相关的法制精神亦是深受英国立国观念影响:既是以有神论作为立国的根据,将生死大事交回给宗教处理,又是尊重境内各族群与各种信仰,让大家拥有相当广泛层面的宗教自由。

在马来西亚,传统以来,凡属殡葬活用地,不论殡仪馆或者墓园,往往被视为涉及宗教领域,通常都是由信仰组织负责日常的经营。当地的华人义冢,也一样是信仰组织的性质:义冢坟山必定拥有当地华人尊称为“大伯公”的福德土地祠,义冢收入概称为“香油钱”,各地方华人亦往往尊称义冢为“大伯公山”。以槟城广东暨汀州公冢为证,山上志明咸丰拾年(1860)的碑记可以证明“大伯公山”的概念很早流传。在这块《广东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上,有提到说:“自国朝乾隆末间,游新埠者,陆续幅,营生理者,渐次豫大……遂以始葬,名大伯公坟”;又说“咸丰庚申,倡捐再建,上下略相连,更于其间立一大伯公庙,历壬戌岁告成,立司祝,奉明禋,俾看守山坟有专任。”

由于马来西亚迄今也没有一整套独立的国家殡葬法规,马来西亚也没有全盘管制或主导整体殡葬事务的具体官方单位。政府对待各民族殡葬的态度至今还是延续着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政策,是由各个政府单位各自从本专业角度介入管理殡葬事务。又由于各级政府部门所管辖的专业范围各有不同,各个政府单位之间无形中也就演变成分担责任的局面,各自针对监管整个殡葬流程专业分工、各自把关不同的细节课题。这样一种安排,其优势在于各单位都是从本单位的专业方向细管殡葬事务,而不同单位可以按造不同法令在不同阶段从不同方向介入殡葬流程,又有利于架设明确的监督程序与问责制度。

各级政府单位也因此有机会互相间形成环环相扣的检查,如此便达致部门互相之间的权力制衡与监督责任。

从历史回溯,马来西亚现有殡葬政策事实上是以大英帝国本土国策为蓝本,既是强调政教分离又是有赖于政教互动。在英国本土,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以圣公会为主的各基督宗派,教堂是主持殡葬以及经营墓园的主体,由政府提供支持以及负责监控。但是,来到马来(西)亚的殖民地社会,情况就比英国本土复杂。这片土地一开始就容纳了不同肤色的开拓者,他们之间又是信仰纷纭,各族群对于宗教的认知以及死后的世界都有不同的说法。从英国殖民地政府到独立建国后的马来西亚政府,认识到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百花齐放,就更加需要顾及全民的感受;政府要处理殡葬课题,一方面要拟定可以普及实施在各教教徒身上的法规,另一方面则要重视信仰群体的差别,确保各个信仰群体能够自由的按照本宗教信仰实行殡葬以及纪念礼仪,包括让大家拥有、自行经营和运作本身的殡葬场地。

二、对政策内容的法律认识

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的公共墓园经营者主要有三类:家族/宗族墓园、宗教组织墓园/华人义山,以及由商业机构经营者。政府的各个部门则扮演着守门人角色,负责审批和管制。

参照马来西亚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法令),可以理解马国政府对待殡葬事务政策的基本框架。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规定马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了县、市政府的权力框架,法令的第94条到100条陈述了地方政府对火葬和土葬事务的管理概念。

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法令第94四条(1)、(2)与(3)项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提供合适的土地或批准适合的地区成为葬地或骨灰场,并且负责发出准证给坟地或骨灰场的拥有者。此外,法令也赋予各地方政府管理这一类场所的权力。

同一法令第95条又规定,如果任何人在地方政府未发出准证的地方收藏遗体,或者是把尸骨收藏在已封闭的坟场或骨灰场,地方政府有权依法惩罚负责人等。

法令的第96条则规定,各地方政府有权封闭任何坟葬地点或骨灰场,可是,法令也限制地方政府,规定它封闭殡葬地点的决策必须是基于:(i)坟葬地点或骨灰场会为周围居民带来危险或影响健康;(ii)土地会带来危险或不适合或不被接受作为坟葬地或者骨灰场;(iii)土地使用方式不合乎当局发出准证时规定的条件。

根据这些条文,可以理解县/市政府是落实提供葬地的责任单位,审批公共的殡葬地点也是县/市政府的权力。另外,坟场或骨灰场的地点不能违反县/市面貌规划的整体要求,也必须符合该地区从现在到未来预定时间内的开发蓝图,政府亦有权终止或者收回墓地。可是,纵然县/市政府拥有土地的拥有权,政府并非管理殡葬场所的单位。甚至,在马来西亚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的条文中,其中有部分词汇的定义是较广泛性质,因此,对于土地“可、否”用作殡葬用途,也就留下了较宽松的考虑、商量,甚或论争的余地。

阅读该法令97条,其中关于终止/改变墓园用途的规定,其实是限制了地方政府本身的权力:(i)任何人士除非拥有推事法庭的庭令,不得任意发掘遗体;(ii)倘若有关遗体是死于传染病及入土不超过5年,除非有理由,当局将不会发出发掘准证。

至于法令第98条,一方面是明文巩固县/市政府的管治权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宗教”等各种理由,为法令的实践面留下回应的余地:(i)检查及监管已受地方政府当局批准的坟葬地点及骨灰场;(ii)规定埋葬地点的坟穴深度、长度及宽度,(iii)有效实施关系相关法令的条文,以及确保坟地及骨灰场的相关事务处于良好状态,并且需要在实施过程顾及特定社群的宗教习俗。

如此一来,由于当地是多元宗教文化的领地,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印度教、锡克教、华人佛道宗教,以至缅人、暹罗人的南传佛教,以至原住民也是各有各的信仰;因此,不同群体在处理遗体的整个过程不可能一致,总会出现从信仰原则到操作细节的差别。客观上的效果就表现在长期维持至今的葬地制度——由政府提供地点、监督与立法管制殡葬地点,却由非政府单位经营公共殡葬地点。这些非政府单位,可以是家族、宗教团体、地方公众福利机构,或者是纯商业注册的单位,他们具有私有土地信托人或者土地拥有人,又或者政府土地的深情经营者的身份,所经营的事业是带有宗教活动色彩的殡葬地点。

尤其是马国尊重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按照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特殊地位的宗教自由政策,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其殡葬不能由非穆斯林负责,也不能与非穆斯林同在一片葬地;而各宗教固然把处理生死大事视为与信仰的终极关怀息息相关,也要同时注意到对穆斯林表示亲善与尊重。如此,政府要遵循维持宗教自由的政策,就必须重视葬地和葬俗会涉及宗教领域,必须有照顾宗教和谐的敏感度。政府的责任是批准甚至寻找和拨出地段给相关的信仰组织,如清真寺、教会或华人会馆,让它们各自根据本身宗教文化风俗自行募款处理本群体内部的丧葬事务,同时也确保地段的分配不会造成宗教群体之间的困扰。当然,这对政府也有好处,照顾民众死亡福利的公共开销也因此不再是由政府负担,转移为负责经营者的任务。

各个群体都可能有个别的成员转变信仰、参与源自其它族群传播的宗教;不同家庭处理殡葬事务的流程也都受到各自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制约,最终也影响到政府的立场,使得马国国策难以规定所有宗教使用共同的殡葬设备,不容易制定一套单一的殡葬法。

政府不论是处理殡葬设施的拨款,或者提供殡葬用地,以至支持种种相关民众的殡葬资源,都可能会受到宗教差别的制约,因各种信仰拥有不同的需要而不得不是重复性的消耗资金和资源。但是,尊重信仰差异而带来土地与资源的重复消耗,也能理解为浪费,其作用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投资于宗教和谐。

只是,信仰的差距也造成殡葬地点或者设施都不一定能够名副其实的属于“公共”(public)性质,个别的殡葬场所往往只能照顾到公民之间的某一公众群体之共同需要(common need)。最简单的例子:穆斯林占马国人口的最大比例,伊斯兰信仰在教义上坚持上主让人复活必须是从土里复活过来,火葬场就绝对不是他们的选择。因此,即使相关公众群体是当地的小区公益组织,其责任在为政府管理属于政府地权、照顾人民养生送死需要的土地,根据政策和法律,筹款建造以至维持殡葬设施也还是属于相关公众群体的“私人”(private)责任。政府可能会拨地或者支持部分拨款,但设立和维持殡葬设施的主要经费来源又往往是民间,通常是由名为“广东义山”、“福建义冢”、“某某地区区华人公冢”、“某某教会”的公益性公众组织自行筹款经营,各自承担。

再以首府吉隆坡和雪兰莪州的火化场作为更具体的例子:不只穆斯林和一部分基督宗教教派坚信“尘归尘,土归土”,就不见得会接受火化;另外,各宗教宗派的诠释不同,也会带来场地和开销的增加。根据马来西亚《中国报》在2009421一篇题为《巴生谷人死无葬地,义山爆满亟需拨地》的报导:“目前,雪隆一带约有10个火化场,除了附属华人义山的火化场,尚有私人锡克族或兴都教露天火化场,政府火化场只占少数。”可见,不见得所有宗教信徒愿意共同接受公用的火化场。

正由于政府作为“公共”单位并不直接处理墓葬,火化场和墓地往往由各公众团体“私人”经营,因此,长期以来,处理“殡”为主的礼仪商业以及造墓的承包公司,也不必在注册一家公司准证以后申请任何证照,它们和经营者打交道,所遵守的是各个经营者自设的墓地管理章程。

最终确定地方政府对于殡葬场所的权力根据,是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法令)的第100条。根据这一项法规的说法:“一旦当局援引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任何其它相关埋葬的条文将不适合在同一时间及场合引用”。可是,另方面,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法令)所用的词句,如“危险”、“影响健康”、“推事法庭庭令”、“不适合”、“不被接受”、“宗教习俗”,也其实意味着“任何其它相关埋葬的条文将不适合在同一时间及场合引用”在实践上并非让地方政府独当一面,反而包括允许其它单位介入殡葬事务的权力。可见,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法令)在申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同时,又是把它本身执行权力的诠释权的基础,交给其它单位。尤其是根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完整制度,各方部门有权力控告经营者违法;但是,任何个人、团体以至政府单位,都有权力通过上诉法庭挑战其它部门的政策和行动。

配合着这样的制度,从联邦政府到县/市政府,各联邦单位都会依照宪法以及联邦法的整体精神去制定新的政策,地方政府也可按当地具体状况设定地方条例。其中一些全国性的法令或地方性的条例虽不是完全为了应付殡葬事务,但其中也可能有些条文直接指向殡葬业务,又或者其条文可被部门援引去控管殡葬事务。以涉及殡葬使用土地的课题为例,涉及的法令包括有“1956年国家土地法典”、“1960年土地征用法令”、“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976年城镇与乡村规划法令”、“1976年文物保障法令”、1995年“ 统一建筑附加法令”、2006年《国家遗产法令》等等。此外,殡葬业也受到“1965年公司法令”、“1993年直销法令”,还有消费人事务法、广告法、金融法等各方面的政策档以及法令约束。他们都是从监督操作素质与安全标准的专业角度切入,让不同部门严格监视殡葬业里头涉及部门管理范围的事务。

马国虽没有殡葬法,可是有了一整套法律为据,政府各部门在介入处理殡葬事务时,也就重视他们的责任是由法律赋予的权力。一旦权力受到挑战,政府部门也会互相协调,或甚至和殡葬业者对簿公堂,以求能行使被业者所拒绝的政策权力。在这方面,近年来影响最深的案例便是马国负责监管商业机构运作的公司委员会(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介入管理殡葬界的案子,其结果是前者在对决富贵集团胜诉后立即援引相关案例,要求国内所有由商业组织经营的墓园都必须根据公司法令第84条文(1)项向他们申请,注册每一项推出的销售计划。

原本由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负责执法的1993年直销法令第一部即规定保险、网络、地产、不动产等行业不能发展直销商业活动,可是它限制不了商业墓园申请直销执照以生前契约/殡葬礼仪配套进行直销营利。但法令第五部第25条规定买方在一定时期内有取消合约的权力,可以明确的要保护消费者,原本在法令称为“冷却期”的这段期间,卖方不得收取任何款项或者其它费用。第26条也规定,买方在冷却期届满以前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卖主寄出取消合约通知书,寄出三天就视为已经递交。

然而,在公司委员会看来,事前管制商业机构的服务在最后是否能够兑现,是他们的职权领域。

公司法令第84条文(1)项的原来主要作用在保护参与产业计划的投资者利益。马国公司委员会本来并未介入管制殡葬墓地和礼仪配套。可是,在市场上出现众多把殡葬产品结合“投资”概念的说法之后,当局开始根据投诉关注商业性质墓园。根据马国官方马新社在201068新闻,富贵集团和其子公司等11造是在公司委员会开始调查其生意以后,于2004525入禀高庭,列明大马公司委员会为唯一答辩人,要求法庭宣判其墓园生意并不属于公司法令第84条(1)项的“利益”含义。

在高庭于2005321宣判富贵集团等胜诉;公司委员会却于2008613向上诉庭三司上诉,撤销高庭的判决。到了联邦法院,联邦法院最终裁决“利益”不仅是金钱,也包括各种利益,包括在经营墓园的商业公司清盘或者转售他人之后,购买者的利益也须获得永久保障;因此富贵集团及其子公司富贵山庄等也必须遵守1965年公司法令,向马国公司委员会注册生意计划书、委任受批准的信托人及准备可以让所有投资者审查的特定帐目。

从这项裁决可以看到,在没有具体的整套殡葬法规的国度,政府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跨部门共同监管去处理殡葬业务的课题,影响业者未来的方向。公司法令第84条(1)项落实到殡葬行业,影响的是所有商业机构经营的墓园,包括在较早前主动向公司委员会报备者,也需进一步改组其经营模式以符合法令的全盘要求。马国公司委员会的胜诉是该部门确定权限范围的例证,由此确定了公司法令管制管理殡葬业务权力。

三、对政策空间的基本探讨

马国对待殡葬,明显是由不同单位各自从各自的角度去共同监管。这样一种制度,好处在于各层次的政府单位都是从管辖范围的专业角度出发,管得专也管得细。这亦意味着各层次的政府单位都有足够的知识,有能力尽责处理殡葬事务之中涉及其专业范围的细节。而且,地方上通常由非赢利的信仰单位负责筹款经营管理葬地事务,确有利文化传承、宗教事业以及社会福利的贡献。参与事业者除了社会地位颇获政府尊重,更重要是能理解地方上具体的宗教与文化习俗要求。

如此,在墓园或火化场的日常操作,上边由各个部门依照法令管制,在具体落实的层次又有经营者“私定”规章,而“私定”规章往往也比缺乏地方上信仰和文化常识的官员更为设想周到,补充了公共性质法律未曾涉及的信仰、文化、风俗等范围的需要,可以说是层层结合的充分照顾地方公众需要。

然而,优点也会因人而异随时转化为弱点。回到现实中探讨马来西亚殡葬政策,无可否认,政府部门在落实政策管治的过程依然会显示弱势与不足之处。这其中不仅涉及了官员的执行意愿、执行能力的限制,也有很大原因是源于宗教敏感、历史意识以及殡葬教育的缺席。当马来西亚的殡葬业走入日常,政府在现实中实行的政策管治会出现弱势,其中可供商讨的原因不少,弊病不仅肇源于官员在执行意愿以及执行能力方面的限制,另外,也是源于宗教敏感、历史意识以及殡葬教育的缺席。

表面去说,整个殡葬事务被分解到各层次的政府单位,部门之间就有机会互相交叉投入的全方位监督国家的殡葬事务;可是,回到现实,凡是人都有可能出现专业面向的局限,对本专业范围再理解透彻,也不等于就很理解自己只管其中一小细节的整体殡葬业务。如此,相关单位无从把握相关殡葬的具体任务,是很有可能的。各单位互相缺乏协调,也并非不会发生。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1091报导,在雪兰莪州的沙阿南市镇发生了商业墓园非法开发墓地和葬人,据市长马兹兰解释:市政府无权批准土地转换成葬地,这首先是土地局权限,其市政厅无法从土地局取得正确信息。

再看马国公务员之间人种与宗教比例,在马国的公务员人口之中,穆斯林占了绝大比例。据201094《光明日报》关于马来西亚华总与国家公共服务委员会合作举办招聘华裔公务员活动的报导,马来西亚公务员人数有129万,但占有25%人口的华裔在这个领域的人数仅6%,总数79,600人当中又有53,900是教师,真正在公共服务领域务的华裔只有23,500人。本来分布在各单位的各级官员就不一定具备各宗教的殡葬常识,也不一定理解其它宗教的操作需要。当大部分官员是穆斯林,有些官员甚且自觉得不应踏入其它“宗教活动”场所,如此亦造成管治者本人不方便到访或调查受管治单位。

如此一来,现实中的殡葬业务,其实要靠殡葬业者,端赖于熟悉业务的业者代替主家在各部门之间奔跑申批,它可能增加了转嫁给主家承担的运作成本,但也是给了家属方便,也带给业者更大的服务空间。

但是,在产品或者操作程序的课题上,也难免发生过业者为了牟利而蓄意绕开理应申请的部门;甚至偶尔也发生官员不自知审批殡葬业务的某一范围是本单位责任,要等到群众投诉、上级追问,方才后知后觉。尤其在近十年来,一些业者在开拓新产品/新项目时,不曾重视到上边还有管治单位,这种情况更为泛滥,导致公众对业界的质疑。这也是业界必须承认的弊病。

而且,国人都很清楚地认识到殡葬的内涵恰好涉及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殡葬领域有很多细节不是非信仰者可以随意建议的,因此,要管治殡葬亦不容易。可是,疏于理解管制的权力与范围,又很容易演变成由于人事的差别而造成工作方向的差别。

一旦政府单位缺少注意去依法令制定细则,有了执行监控或执法的限制,就更加不可能追踪或监管、审批一些在市场上自由涌现的新产品。尤其是风水产品和一系列以迷信说法添加的收费服务,只能靠群众自我醒觉与公众监督。

像上述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之所以要求业者注册经营计划,很明显的,是源于公众质疑,才会引起监管的部门注意,最初是消费人事务部门接受咨询,后来发展到负责监管国内公司运作的部门介入,调查殡葬礼仪、墓地、骨灰位、骨灰盒是销售品或者投资产品?在案中,业者和政府单位对产品有不同的认识见解,各自对法令的概念也有各有一套,这其实就反映出政府单位必须注意本身职责权限。认识不足,就可能没反应或反应慢,甚至被业者挡回去。

再根据上述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1091的报导,雪兰莪州之所以会发生了商业墓园非法开发墓地和葬人,显然也是很典型的明案例,证明政府官员对于不熟悉又需要跨单位协调的领域很可能会犯上后知后觉,尤其是殡葬领域。在报导中,沙阿南市长马兹南承认发生这回事是源于市政厅经验欠佳,加上担心触及宗教敏感和社会舆论,没善用各项条例管制。在雪州政府能力、公信力和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召见的听证会上,这位市长除了提到市政府并非负责批准转换土地用途的单位,他也说,市政厅一直以为商业收费性质的墓园在法律上与其它义务性的会馆坟地同类,没有察觉商业坟地必需申请转化为商业土地用途,以为可以通融对方事先开发欲转变为公墓用途的农业地。主持听证会的雪州政府领导说,市政厅的疏忽使得商业机构得到和公益机构同样的方便,导致政府损失上千万令吉税收。

事实上,大部分马来西亚国民心目中认为殡葬涉及宗教需要,也是构成葬地缺乏的肇因。在很多时候,问题并不仅在于土地或资源的分配,而在于人心宽容的程度。以上述《中国报》在2009421的报导为例,该篇题为《巴生谷人死无葬地,义山爆满亟需拨地》的报导说,虽然雪州的前朝及现任州政府都曾极力寻求解决方案,可是,当雪州州务大臣在议会里宣布了州政府计划建设综合性墓地,却发现到政府很难拨出适当的地点,原因就在于人们忌讳住家与墓地相连。报导又说,还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对综合墓地深感忧虑,担心华人义冢毗邻伊斯兰教墓地,华裔的烧猪等供品会引发穆斯林的敏感。

对待殡葬业的政策偏差,也往往发生在官员不理解殡葬场所的宗教、历史、社会功能。这其中,最典型的范例是2004年发生了财政部下辖的税收局向义冢征税的事件。事情发生后,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于20041022在八打灵再也发表声明,认为税收局不应存有只向华人义山征税的双重标准;如果该局坚持向华人义山征税,那么有关税务法令应被修正,以豁免非盈利、义务及慈善机构的所得税。在20091029,雪隆华人大会堂会长黄汉良也在81周年堂庆宴会上的致辞表达出华人对此难于接受,他说,各地义冢的管委会为华人提供丧葬服务是义务的,因而减轻了政府负担,政府不应向义冢征税。而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的说法则是:并没有任何法令是专门阐明义冢管理的问题,在1969年所得税法令下,即使非盈利的公共组织也不能豁免税务;不过,该法令有条款阐明,只要非政府组织筹款所得是供作其属下组织举办活动,例如兴建大厦等等,则可申请免税。这也就是说,如果义冢要免税,收入就只能用在殡葬事务,他们像过去历史以来将钱财支持华人教育等社会福利,其开销还是要征税。这也是财政部于200577在政府宪报上声明豁免非营利义冢所得税时,其P.U(A)265-266宣布背后的条件。

正如笔者当时给予向财政部陈诉立场的华人义冢代表的劝告,财政部的征税,首先是建立在不知道马国的殡葬是政府把照顾民众需要的责任转嫁给民间组织替它筹款负担,也没有注意到所有以英语/马来语为准的一种章程回到中文的收费表述是“香油钱”,这就导致替政府筹款办事还要被政府抽税的感受。更进一步的认识差距在于官员并没有感受到华文教育长期需要自己筹款,而一种机构长期会转捐部分丧葬事务的捐款盈余给学校和福利组织,是历史以来华人社会的自力更生,其背后又带有“集体功德”的信仰内涵,丧葬所得的钱财必须如此使用才能为死者及家属积福。可是诸部门的官员,包括华人官员,一旦缺乏文化、历史、宗教三方面的考虑,就不容易认识到华人义冢本是传统信仰的实践场所。

四、对政策现状的补充看法

正由于马来西亚没有一套独立的殡葬法规或政策档,可是要进入这个领域又必须对各个环节的相关立法融会贯通,因此,要能了解相关政策和具体问题,最佳途径就是从各项相关的法令入手。笔者在2001年曾发愿编写过一本《和华人义山有关的法律条文》小册子,就是为了方便当时众多华人义冢作为应付官方政策时可以参考的案头书。这本小册子摘录汇篇马来西亚各项法令之中相关殡葬的条文,尤其是提供中文翻译,方便不熟悉英语/马来语的读者,后来收录在马来西亚华总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义山资料汇编》,也一再受到不少华人义冢组织翻印,分发给当地华人殡葬业者、议员和各县/市政府相关官员作为办公的案头参考材料。

涉及生死大事,官员、业者以至公众人士都觉得必须有法可依,尤其是各部门官员针对殡葬执法时也要知法,不能让本身以及公众违法,对涉及本部门和其它部门的一切国家法令/地方条规是要有个全面的认识,更不能不清楚各方面的法令条文。在没有独一殡葬法的国家里,汇编相关殡葬事务的法令是件有意义的事。把各项法规的内容和案例集中起来,当然会有利于较完整地反映国家殡葬政策的面貌,促进业者、各相关部门、公众对相关殡葬法律有较完整的具体认识,也反映出现行的立法与司法制度保护业者以至公众的权限范围。甚至,亦能让大家在阅读所有相关法令之后,探讨国家殡葬政策有待加强与补充的方向。因此,汇集条文而针对适用状况分类,更有利应付事发前后的检索。

可是,随着各部门陆续推出新法令或者修正旧的法令和条规,笔者当时匆匆完成的翻译与汇编已经出现许多不足,需要修订增编。

但是,有法可依、不触犯法律毕竟不能反映殡葬业的整体进步。从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le)的角度,业界以至外界对于殡葬业的要求,是殡葬教育的提升,以及相关知识的对外普及。

基于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则,为了维护国民之间的平等与和谐,按伊斯兰教教规,穆斯林葬礼是邻近清真寺的责任,不能由非穆斯林处理;有关穆斯林葬礼,包括涉及穆斯林殡葬的教义和阐释,都有国家宗教局去专门管理和负责。基于相同的平等原则,国家也不可能硬性规定只限非穆斯林业者参加的殡葬学历/非学历课程/证照考试。相反地,一旦在法制上规定只有从事非穆斯林殡葬服务的业者才需要拥有学历或者考取证照,课题也可能会政治化。政府当然不想拟定任何让非穆斯林误解为歧视/不公平的规定。如此,在当地推动殡葬教育,其实也就主要必须依赖业者的主动。但是,这方面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除了有利提升服务的素质以及延续殡葬活动的文化/宗教内涵,最重要的是有助人们在一个多元种族也多元宗教的社会中自我了解和理解他人。由此,我们应该重视,在马来西亚殡葬行业的内部训练以至对外宣传,必须摒弃仅仅重视市场导向的倾向,更需要关注殡葬文化的内容,延续殡葬的宗教精神、教育意义和精神传递,是落实殡葬企业社会责任(CSR for funeral business)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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