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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面前印度咋成这样?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殡葬业正超负荷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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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冠海啸”来袭,印度何至于此

        编者的话: 截至27日,印度卫生部报告的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连续第6天超过30万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昨日的统计显示,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达1763.6万例。这些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26日对CNN表示,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官方报告数字的20倍至30倍。印度医疗系统已几近崩溃,殡葬业正超负荷运转,这些都意味着不断有生命逝去。真实状况比人们预料的更糟糕吗?斯瓦米纳坦的“估算”令人不寒而栗。国际媒体进入了有关“印度何至于此”的大讨论,除了变异毒株的出现,造成病毒快速传播的“人为”因素同样备受关注。莫迪政府处理疫情的态度、做法因此受到一一审视。相比于第一波疫情,《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在第二波疫情中的生活和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听着身边传来的噩耗,感觉疫情距离自己更近了。

       现场:我从记录者变为“亲历者”

        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

        前两天,印度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宣布,该市封锁措施延长一周,直至5月3日5时结束。这是《环球时报》记者第二次感受印度式“封城”。去年3月25日至6月30日,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相比而言,德里此次的限制措施不如去年全国封锁严格。

        记者生活在德里南部第二使馆区内,供应基本生活用品的店铺仍正常营业,只不过门口拉起了长绳,不允许顾客进店,但可以将需求告知店主,由他“帮助采购”。不过,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社区居民更倾向于采取“电话购物”方式——通过打电话或发信息说明自己的需求后,店主派专门的工人送到家门口,届时再付钱。虽然这种方式不免要多给工人一些小费,但现在这种时候,这点“小钱”对大家来说都不算什么了。

        “由于疫情原因,我几乎一年没去学校露面了。”住在《环球时报》记者楼上的邻居马奈斯基在班加罗尔大学担任教职。他跟记者分享了自己在“封城”期间的生活经验:“不着急用的东西可以在亚马逊、大菜篮等电商平台购买,如果是急需物品,最好还是在社区购买。现在德里封锁,物流运输很慢,大电商平台已不再提供‘次日达’服务,有时候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送到。”

        记者住处附近的德里市政公司直属管理的公园都已经关闭了,这些地方原本是社区居民最钟爱的散步、锻炼之处。不过,往日在公园里最常见的几个“熟面孔”并没有因为“封城”而放弃锻炼,他们将运动场所转移到社区内的街道。记者曾抱着“错峰出行”的想法,在晚9时之后出去跑步,但大家似乎想到一起去了,仍能经常遇到以前的“跑友”。见面时,彼此会点头致意,但都坚守绝不摘下口罩的“默契”。

        使馆区内,本地居民和外国居民的构成大致“六四开”,整体而言,大家是比较遵守防疫规定的。对于富人的谨慎,马奈斯基套用美国非裔抗议运动时“黑命贵”的说法,称之为“富命贵”。他的大舅哥也住在本社区,拥有一座三层小楼,是个亿万富商。“他家里每天至少消毒三次,每次去都能在楼里闻到消毒水的味道,”马奈斯基告诉记者,“从3月初开始,他就不去写字楼上班了,在家远程办公。”

        巴万也“住”在同一社区,他在街角有个菜摊,将自己的家也安在那儿。每天早上5时,巴万起来摆摊、备货,6时半左右就有人光顾。相比那些“从头武装到脚”的顾客(比如戴面罩、护目镜或手套),巴万的防疫措施就显得非常简陋了——仅戴口罩。4月底的德里,白天最高气温能到40摄氏度,戴着口罩叫卖,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所以巴万经常将口罩拉到下巴。“这样能有保护作用吗?”当有人这么问时,巴万便下意识地向上拉了拉口罩,笑一笑,但不说什么。

        不只是巴万,在这座被疫情恐慌笼罩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人正艰难地生活。当Zomato(印度餐饮电商平台)的外卖员库马尔将麦当劳送到记者手中时,他反复地叮嘱道:“五星,好评。”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如今印度每天新增病例仍在30万左右,在此背景下,“向中国学习经验”又成为印媒讨论的话题之一。《印度快报》日前刊文说,印度可以借鉴中国充分利用基层防线抗疫的经验——居委会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实印度也有类似居委会的机构,在大城市是社区委员会,在农村一般被称为“五老会”。去年11月底,《环球时报》记者楼下的邻居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最早介入的就是社区委员会。他们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记者取得联系,告知相关情况和注意事项,事后还进行过一次登门回访。确诊的邻居老太太平日深居简出,自搬过来住后,记者跟她没见过几次面。社区委员会人员说,这种情况不算密切接触,所以记者不必隔离,也不用进行检测。

        客观地说,社区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但回访过后就没有下文了,记者不知道邻居老太太是否康复,也不清楚是否还有邻居感染的情况,着实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社区委员会人员登门回访时拿的名册上,写的是记者为方便当地人记忆而使用的英文名,并非护照上的中文拼音。这不禁让记者怀疑,若自己确诊,他们岂不是都无法追踪到真实身份?那么这种备案记录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近,很多朋友都会询问记者,当前疫情与去年几乎同时期的第一波疫情有什么不同。在记者看来,那时候受冲击的大部分是较底层民众,记者更像一个远距离观察的记录者。而这一次,社会各阶层遭受了“无差别攻击”。有些人一个月前还跟记者相谈甚欢,但突然间,就传来噩耗。正是因为如此,记者感觉第二波疫情离自己很近,特别是当地朋友打来电话,告知其亲人从感染到离世只有短短数日,但自己能做的只是束手无策时,他们的啜泣声让记者更像一名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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