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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乔宽元|“授人以渔”的殡葬理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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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著名殡葬理论专家乔宽元先生因病辞世,留下了他念兹在兹的殡葬理论研究事业。一年间,学界、业界很多同仁都在表达同一种情愫:乔老师并没有离去。因为我们都还在乔老师建构的殡葬理论体系中研究;还在乔老师塑造的殡葬话语体系中言说;在乔老师创立的理论框架下实践……但是,人们已再也不能见到乔老师的音容笑貌,乔老师确实已经离开我们了。

       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作为“乔氏殡葬理论”诞生的主阵地,有近水楼台之利,在各界支持下,我们发起了《观天化成 宽元人生——乔宽元先生纪念集》的编印工作。《纪念集》收集整理了先生自述、要论,和友人、亲属、同事、后学撰写的回忆文章,辑录成册,以此向先生致敬,更意在传承殡葬学术薪火、构建殡葬学术新格局。《纪念集》以先生倡导的“保留人生文化”为主旨,从多个层面勾勒了先生的学术谱系和精神画像。感谢澎湃新闻的慷慨支持,使我们能够先行发表三篇纪念性文章,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对乔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理论素养及其对于殡葬业界产生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同时,也希望借此使更多的国人关注殡葬文化的研究,关注殡葬事业的发展。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系副主任鲁虹副教授多年追随乔先生从事上海殡葬研究,回忆文章文章对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精到总结、归纳;中央民族大学马金生副教授的文章,通过与和乔宽元先生人生交集的几个片段的回忆,不仅对乔宽元先生的思想观点多有呈现,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尽心奖掖后学的蔼然长者形象;中国殡葬协会公墓工作委员会赵小虎主任则结合工作实践,论说了先生在殡葬科研领域的突出成就及其对殡葬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斯人已去,其道犹存。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历史,对思想者最好的纪念是继续思想。在乔宽元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表达对乔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平)

       乔宽元教授退休以后,他凭着一腔热情和执著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殡葬研究工作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为我国殡葬行业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乔宽元教授从事殡葬研究20年中,主持了“殡葬学科丛书”(20部)和“殡葬实务丛书”(30部)的编写工作。主持并参与了《殡葬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民政部)、《殡葬服务市场发展战略研究》(民政部)、《殡葬标准化发展战略研究》(民政部)、《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修改研究》(民政部)、《殡葬清洁生产研究》(上海市科委)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修改研究》(上海市民政局)等20多项课题研究。参与并负责了多个殡仪馆及公墓发展战略研究及CIS策划研究。《海葬常态化运作模式研究》获民政部科研奖。在20年的殡葬研究事件中,乔宽元教授已形成了一套殡葬研究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对于我们年轻学者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殡葬问题

       我在研究中国殡葬协会课题“中国公墓生态葬现状及趋势分析”课题时,曾就“什么是生态葬”向乔老师请教,其间提到“有人认为,传统的土葬是最生态的,遗体火化本身并不生态”这一问题,请问他的看法。

       乔老师指出,殡葬问题的研究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遗体经火化后,在体积上仅剩5%左右,重量上仅剩10%左右,遗体火化的减量化、无害化效果十分明显,用火化方法处理遗体对于实现遗体体积的减量,从而节约安葬遗体的土地,以及防止带病遗体的二次污染,从而遏制瘟疫的传播,在当时是十分有效的措施。从生态环保的视角看,骨灰墓葬相对于遗体墓葬,其改革初衷是“生态”的,或者说其方法是具有“生态”特征的,这种葬式成为了遗体火化的“生态”初衷和“生态”特征的体现和承载体。但在现时代,骨灰墓葬的传统形态所暴露出的耗地、硬质化、白色化等问题,已经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不相适应。在土地承载力已接近极限、环境承载力也已接近极限的我国大、中城市,传统的骨灰墓葬这种葬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生态葬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每一种葬式可以尝试用“生态度(生态程度)”来衡量。

       乔老师的回答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我将葬式研究加入“时间维”,防止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提出,在生态葬式的设计和推广中,老公墓和新公墓在方法和侧重点上要区别对待,评价标准也应该有所侧重,在“老龄公墓”中急需坚决的是如何走更集约的发展道路,努力将生态葬的设计推广和老墓改造相结合。

       二、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殡葬问题

       我在研究上海民政局课题“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研究”调研时发现,殡仪馆四项基本殡葬服务一直定位于社会公益性服务,价格管理部门对基本殡葬服务价格的调整一直持谨慎态度,目前的收费标准基本都是10多年前制定的。例如,2015年益善殡仪馆核定的基本火化费成本就已达到451元,但现在的收费价格仍然是180元,而按180元收费的办法已实施了20多年。殡葬服务单位要求提高基本殡葬服务收费的呼声很高,调高基本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愿望已有多年,并日益强烈。那么,在现条件下,是否应该上调基本服务收费呢?课题研究中,我就上述这个问题借会议间隙向乔老师请教。

       乔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开展重大政策研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要强调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以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学者常常拿出的调查结论报告,政府却难以采纳,为什么?因对社会复杂系统缺少认识。因此,他告诫我,“基本殡葬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其价格是公众用以衡量和评价殡葬服务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十分敏感。为此,政府也高度关注。当前,上海正努力加大面向困难群体及海葬等有关服务项目的收费减免、奖补的力度,在严格执行市、区相关减免优惠政策基础上,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免费范围。因此,在我国,基本殡葬服务收费总的趋势是:或减或免,加快推进殡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以上大背景下,关于基本殡葬服务价格是否调整的问题,应运用系统观,从社会效益的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要坚持社会和谐发展的原则、坚持殡葬改革的原则、坚持成本核算的原则”。

       在乔老师的启发下,我从系统论原则出发,设计出“基本殡葬服务价格调整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对是否调价请专家、殡葬工作者、社会公众进行打分。从研究结果来看,维持模式是目前的“满意性方案”。这次研究也让我对乔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西蒙的观点理解更加深刻:寻求“满意”与追求“最优”的古典概念相比,在“有关经济行为”中可以获得“多得多的支持”。“满意性方案”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但对于政策的制定很有意义,它是一种科学、民主产生的方案,因而有很大的可行性。

       三、从定量而不仅仅从定性的角度来研究殡葬问题

       我在研究国家民政部“殡葬服务市场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时,发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殡葬事业的科学发展,殡葬行业也已出现了民营和外商独资等非国有形式的企业以及大量的殡葬服务中介,表明了殡葬服务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但面临的新问题是,殡葬服务市场的渐现无序和混乱,造成了殡葬消费者对殡葬服务的质疑和不信任,出现了“垄断”“暴利”“死不起”等的呼声。中国殡葬服务行业改革势在必行,其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殡葬服务市场进行战略谋略,而开展对当下殡葬服务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是进行殡葬服务市场战略谋略的基础工作。

       为此,乔老师建议我,对当下我国殡葬市场化程度的描述,不能仅仅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描述,急需构建殡葬服务市场化程度评价体系。他还给我找来了樊纲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他说,他看了挺有启发的,所以帮我借来了,不知对我是否有用。

       现在想想,乔老师实在是太客气了。在乔老师的启发下,我们课题组构建了中国殡葬服务市场化程度评价体系,然后以上海地区的殡葬服务市场为例,进行上海殡葬服务市场化程度评估。评估表明,上海公墓业的市场化程度要高于殡仪馆,上海殡葬服务部门的结构呈现多样化,殡葬服务要素资源市场化程度较高,殡葬服务管理的政府机构的臃肿度不高,殡葬服务市场的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低等结论。从而顺利完成了课题的研究。

       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乔宽元教授在指导我进行殡葬学术研究时,他总是肯定我的每一个想法,又在关键之处给我以启示、引导我思考。

       乔老师,对年轻一辈和蔼可亲。他虽然也称得上是大家,但是没有什么派,每次开会他总是早早就到。他有好多学术观点,我学了很多,在作风上也是。他在学术上勇于创新,在德行方面平等待人、诲人不倦,都值得我们后人去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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